書單:《逃避自由》(三/三)

論權威性格的心理成長因素

人們的批判思考往往在幼年時期開始受到打壓:面對成年人的表裡不一,小孩的正義和真理意識受到損害。然而他只能壓抑自己的批判能力,否則他很難接受自己身處一個虛偽、軟弱的家庭;孩子可以感覺得到別人的敵意或偽善,因而產生厭惡之情,可是這種反應會立即遭到成人的制止。他們被教導要不帶挑剔地友善待人,隨時面帶笑容,擁有一套不屬於自己的感情。

不只如此,在我們的文化中,社會藉「教育」之名削弱孩童的自發性,以附加的情感、想法取代個人的原創性心理活動。有多少個孩子會真心喜歡上學?然而為了討好父母、師長,他學會以「虛擬願望」取代「原始願望」,並要說服自己那是由心而發的意願。難怪大多數孩童對外在世界都存在某程度的敵意與叛逆。

我們的世界懷著對孩童(和所有無權力者)的高傲與蔑視,進行剝奪個人思考的工程。其展現方式有五(標題由筆者撰寫):

  1. 偽善:企圖隱瞞真相,將外在世界籠統扭曲。
  2. 訊息氾濫:傾倒大量零散的資訊,佔據學童思考的時間精力,以致窒礙思考。
  3. 碎片化:毀滅個人對外在世界的結構化印象,失去理解各種事實的整體角度,以致我們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不再關心。
  4. 相對主義:一概而論地宣稱所有真理都是相對,會令人失去拷問事實的好奇心,唯一剩下的動機便是個人與社群的物質利益。
  5. 專業主義:將每個人都面對的存在問題複雜化,讓人不再信任自己思索問題的能力,轉而等待專家的答案。

他認為,我們的文化創造了一種永遠不會過度悲傷、生氣或興奮的「正常人」樣板,將不符合規範的個人標籤為「幼稚」或「神經質」。然而這種對極端情緒的壓抑,扼殺了個人感受世界的能力,亦變相令生命中其他經歷變得單調,結果導致社會上出現廉價而虛假的多愁善感。矯情催淚的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引起共鳴,是因為內心乾涸的消費者需要依賴外在的感情灌輸。

另一方面,由於我們一直活在社會的期望、扮演被指派的角色、忙碌追逐他人的夢想,以致我們甚少停下來思考這是否自己真的想要的人生。可是時間越久,我們越害怕提出這道問題,因為答案有機會動搖自己所有行為的基礎。

結語:自由與民主
社交媒體拉近了全球網民,卻同時削弱著每個人的存在感。現代人渴望變得與眾不同,但除了「我很不一樣」以外,他沒有更大的長處。身上配戴的工作名牌還是精品名牌,皆不會讓我們變得更「個人」。並非任何願意犧牲自我利益而追求的事物,也會自然成為崇高的「理想」。真正的自我價值,在於「當下的行為經驗」;真正的理想,在於「能夠促進自我的成長、自由與幸福」。

「自發性」(spontaneity)的拉丁文字根「sponte」,原指個人的自由意志。故此自發性行為不單是「做某件事」,更指連結於個人情感、智性與感官經驗的創造特質。個人若得到更多自由,要麼透過自發性的愛和生產性的工作,與外在世界連結;要麼只能藉由犧牲自由及自我完整性,來換取安全感。「生命唯一的意義,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。」

「擁有表達思想的權力這回事,只有當我們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時,才具有意義」。佛洛姆半世紀前已經留意到社會對「民主」、「自由」與「個人主義」等口號的濫用;到了「後真相政治」的今天,我們只見現代人的個人空間不斷倒退。民主制度成功與否,視乎社會是否以個人成長與幸福為目標,唯有相信積極自由的價值,民主才能戰勝虛無主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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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單:《逃避自由》(二/三)

佛洛姆提出了三種逃避自由的機制,在此將整合介紹一下。

1. 權威性格
擁有這種性格的人,會寧願放棄自我,將自我與外在的事物熔接在一起,以獲取自我所欠缺的力量。他們會把遭受的折磨視為命運,是無法改變的環境因素。

作者舉了幾個生活化的例子。那些受虐式性變態(masochistic)的人,企圖透過讓身體受束縛,變成虛弱無助的個體,從而產生性興奮。與此同時,施虐式性變態者(sadist)其實也依賴著其虐待對象,喜歡支配對方的快感;施虐傾向甚至會偽裝成過度的善意,以關懷之名侵犯對方。佛洛姆認為,「施虐-受虐性格」是一體兩面,當事人容易把渴望與對方融合的情感與愛意混淆。「從心理意義上來說,權力欲不是植根於力量,而是來自於軟弱。」

另外,某些人接受精神分析時,容易對精神分析師產生強烈的依戀;這種人期望從權威身上尋求自身命運的解救,甚至想讓對方為自己承擔責任。他認為,造成這種權威性格的原因,不是佛洛伊德提出的戀父/戀母情意結,而是成長中自我發展的挫敗導致的焦慮。

為什麼奴隸反而會壓抑怨恨,甚至轉化為對權威者的盲目崇拜呢?因為這樣做可以消除因為憎恨而帶來的痛苦和造反的危險,並舒緩屈辱的感覺。相信「命運」由外在更高力量操控的態度,令人滿足於逆來順受,甚至把它提昇至美德,接受身而為人的無力才是達至幸福的唯一途徑。

「權威性格」者的愛、崇拜及源於順從的心理,會自動被權力挑起。同樣地,無權勢的人會自動地在他心中引發輕蔑感,讓他想去攻擊、宰制或羞辱對方。這就是為何他們看似反抗任何優越的影響力,但又會順服於其他更強大的權威。狂熱分子並非有清晰信仰的「革命家」,他們可以突然從「基進主義」變為獨裁主義的擁護者;只要為他們提供刺激,他們隨時願意接受任何意識形態的領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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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毀滅性格
與佛洛伊德所說的「死亡本能 (death drive)」不同,佛洛姆認為毀滅性是無法實踐自我生命的後果。那是一種在個人內心持續留存、一旦遇到機會就爆發出來的行為傾向。

3. 機械化的順從
採取順從機制的人,會完全模仿社會所提供的人格模型,因此變得與其他人非常相似,按照他人的期望過活。當被問到自己對某件事情的判斷,他只會復述別人的意見,並相信那是他自己經過深思熟慮後的看法。

作者洞察到現代社會的趨勢:權威並沒有消失,而是隱形了。「匿名權威」取代公開權威,化身常識、輿論等面目,利用溫和的暗示影響現代人的判斷。我們的許多決定其實不屬於我們自己,而來自外界的提示;從觀看新聞到選擇餐廳,我們都甘願被媒體報導取締自己實際的經驗。

書單:《逃避自由》(一/三)

John Dewey:「對我們的民主政體造成最嚴重威脅的,並非其他極權國家的存在⋯⋯真正的戰場其實就在我們身上,內在於我們內心與我們的體系之中。」

還記得14年雨傘運動,我第一次感受到身邊原來盛行的「港豬」思維。這份不解,促使我去翻閱佛洛姆(Eric Fromm)所著這本社會心理學經典。《逃避自由》(Escape From Freedom)運用精神分析學說,對歐洲中世紀乃至現代社會作出歷史性分析,道出人格基礎與社會處境如何互相影響。

人類為了安全生活,建立出秩序結構,反而帶給個體疏離的深層焦慮,因此產生逃避自由的現象。現代人容易相信權威主義,或陷入不健康的宗教狂熱,以至物質成癮、自殺等貶抑自我價值的行為,都是如出一轍的展現形式。

佛洛姆先為「自由」確立一個心理研究的定義。自由的意義會根據人類對自我的認知,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自己是獨立存在的個體,而有所不同。他形容,「個體化」(individuation) 過程有兩個面向:一方面感受到自我力量的增長,另一面則是強烈的孤獨感。當明白到自己從原先的世界整體分離出來,接踵而至的責任和危機會讓人產生一股放棄「個體性」的衝動,渴望淹沒於人群而忘記孤獨。

作者套用 Isaiah Berlin「兩種自由」的理論來分析人的存在兩難。人的「消極自由」,在於其「免受遺傳性的既定機制所限」、克服獸性的本能和物種的天然劣勢。然而這正是人類離開伊甸園後的悲劇命運:雖然不再受縛於天堂的甜蜜無知,卻未能完全自由地掌控自己,亦無從理解自己的個體性。人的「積極自由」,就是其創造自身價值的空間。可惜,現代文明無法為人提供適當的基礎,以致個人被拋進意義失衡的虛無,因此不斷懷疑自我。

佛洛姆指出,「自私」不等同「自愛」,而是其對立面。正是那些欠缺安全感、整天焦慮的人,才會產生自戀傾向,以崇拜自我來補償內心的厭惡。一般來說,支撐(虛假的)自我的方式包括:財富、社會威望、權力、家庭、民族/階級自尊等。

這份孤獨感是從何時開始的呢?活在中世紀的人,雖未享有現代意義的自由,卻不會感到孤立無援。出生於封建社會,每人自幼被賦予明確的身分地位,扎根於整體社會結構,身處其中會得到安全感和歸屬感。到了文藝復興時期,發展出「個體」的概念;而且,文藝復興作為一場上層統治階級的文化活動,並未顧及一般百姓的參與,以致社會上下產生了疏離感,人際關係演化為權力鬥爭。

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亦大幅改變了群眾的心理氣氛。時間觀念逐漸成形,「效率」被提升至時代的美德,財富與物質成為人類行為的最重要動機。結果有三:

  1. 傳統體系開始浮動,個人必須靠努力賺取成就,失去階級身分的保障。
  2. 中產階級對不事生產、依賴奉獻維生的教會感到憤怒。
  3. 市場規則令社會互動陷入你死我活的競爭。
  4. 物質回報本身就是目的,個人因而成為自身命運的主宰,獨力承擔風險和成果。

資本主義文明裡,我們都是「加油站老闆」:相對舊式雜貨店,他的技能、主動性與個人活動發展空間非常狹窄。他的功能只是批發商與顧客間的中介,是生產鏈的一枚小齒輪,有如馬克思所言的存在危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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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單:《狂熱分子》(四/四)

第四部、始與終

《狂熱分子》最終一章裡,作者歸納出造就一場群眾運動的三類人,並解析他們各自的性格和功能。

1)言辭人(men of words)
教士、先知、作家、藝術家、知識份子⋯⋯這些「言辭人」的共同點是:群眾願意傾聽的,其言詞卻不會帶來即時效果。儘管如此,群眾領袖卻需要籠絡他們,因為他們可以以各種方式為運動鋪路:

  • 攻擊現行制度的威信;
  • 為新信仰創造宣傳口號;
  • 在依賴信仰的民眾間製造「信仰真空」,令他們熱切渴求任何一種新信仰;
  • 動搖本身沒有信仰的人,讓他們無法抵抗新興起的狂熱信仰。

作者一言戳破言辭人的弱點:「在位者只要表現出謙恭和懷柔的姿態,就可以把他爭取過去。」言辭人有一種深切的心理需要:被肯定。他們喜歡別人尊重多於服從,喜歡得到權力的表象多於權力本身。

書中打了個幽默的比喻:耶穌並不是基督徒,一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。這個說法何解?作者想指出,假如邀請言辭人為一場革命提出理論基礎,他們會樂於這個展現才華或演練思維的機會。他們無從預計把理論化為實際行動的後果,因為他們根本不會視其言辭為行動綱領或信仰。

這就是知識份子的悲劇:他們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者,然而群眾運動一旦成形,權力就會落入那些不相信也不尊重個人者之手。當日喜氣洋洋地慶祝共產主義來臨的知青,怎料到這具自己親手構建的社會機器,他朝會將自己壓碎?

2)狂熱者
霍弗認為,狂熱乃創造欲望得不到滿足的結果。他發現,大部分納粹領袖原先都有藝術和文學上的野心,可惜根據當時世俗或是自己的藝術標準,他們的作品都無法得到肯定。

這份無法與自我取得和諧的心理狀態,有如《鐵血與音符》裡描繪的德國人民族性格,會促使人追求改變現況,摧毀既有固定的秩序。法國女豪斯塔爾夫人(Madame de Staël)於法國大革命時寫道,「德國人的服從性極其旺盛。他們會用哲學推理去解釋世界上最不哲學的東西,會尊敬力量,並因為恐懼而把折衷尊敬轉化為仰慕。」

3)務實的行動人
為了令群眾運動成功建立新秩序,必須仗靠「行動人」。他們以折衷的方法鞏固新社會,甚至繼承很多舊秩序的維穩方法,從而將鬆散的架構定型。當一場運動開始吸引有事業野心的人加入,意味著它的全盛時期經已告終;它不在意創造新世界為務,而只求掌握和保持現在。

然而,領袖絕不能讓民眾過得安逸——狂熱的群眾只會尋找另一種信仰,來取代新的高牆。沒有外敵可摧毀時,同一陣營的狂熱者就會彼此為敵。希特勒在1934年清算掉勒姆(Röhm)後,寫給信任衝鋒隊隊長的任命狀裡如是說:「他們已經把虛無主義當成終極的信仰……他們只能在陰謀活動中得到內心的安寧,在不斷企圖破壞既有的秩序中獲得滿足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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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群眾運動都是從同一類人中間吸收信徒的。所有群眾運動都是彼此競爭的,而且可以彼此取代。要阻壓一個群眾運動,方法往往是以另一場運動取而代之。

霍弗總結,「狂熱既是一種靈魂的疾病,卻又是一種可以讓社會和國家振衰起弊、死而復生的神奇工具」。只有擁有一個無止境的目標,一個國家才能保持其潛在能量。目標不需要崇高,卻應該含糊其詞一點,讓民眾能夠鍥而不捨地投入到永恆進步的機器裡,才是有益的群眾運動。

書單:《狂熱分子》(三/四)

第三部、團結行動與自我犧牲

接下來的部分,作者集中分析群眾運動的策略,探討其促進成員自我犧牲的方法。將此章節與「異托邦三部曲」(《勇敢新世界》、《1984》、《我們》)平行閱讀,會驚嘆於先哲們的前瞻遠見。

1)把個人同化到集體
要讓人面對苦難和死亡的威脅,僅僅依賴自己的勇氣是不足夠的。所以第一步,必須撕去個人的自我特殊性,然後建立對群體的認同。透過認同,個人成為了某種永恆之物的一部分;當所有情感與價值都源自團體的身分,他自然會感到來自群體的力量。過程中,不能容許他感到孤立;亦不能讓他們有機會認同自身群體以外的身分。關於自私者在集體中會展現無私奉獻的情操,有學說把這種現象稱為群眾運動的「道德淨化」作用:喚起信徒一種悔罪罪犯般的情緒狀態。

斯大林政府當年就運用了這個方法的相反面,來降伏布爾什維克派的老幹部:徹底切斷他們與服務了一輩子的黨及俄羅斯人民的聯繫。結果這些曾經忠誠而自負的軍官,全都在群眾面前自我批鬥,供認自己的罪行,藉此重建與那永恆群體的連結。

2)戲劇元素
領袖的主要職責,是為追隨者創造一個夢想,讓他們覺得自己在參與一件肅穆莊嚴的大事,繼而把一己生死拋諸腦後。自我犧牲不可能是出於任何具體利益的考慮;沒有人會為了一個勳章而戰,相信也無人會為了蓋棺的紀念旗幟而戰死沙場吧!

所謂的戲劇元素,就是指「榮耀(glory)」。它是一個舞台概念:知道有觀眾在看,演員才會賣力演出。「榮耀」具有藝術性的昇華作用:被榮耀之情充滿的時候,犧牲的個體變成了烈士,會被同代人及後世傳誦。作者指出,遊行、檢閱、儀式與典禮等壯觀的場面,可以讓參與者和旁觀者都產生共鳴。

(下回可以談談藝術形式的社會作用。有不少思想家將希特拉的暴行與他對悲劇、華格納、黑格爾的鍾愛扯上關係。我認為此言不虛。)

3)貶低現在
革命中看似不切實際的目標,實質是對抗「現在」的策略。通過貶抑現在,失意者獲得一種隱約的平等感,得以掩飾自己的無能。
相反,「適應良好的人都是差勁的先知」,沈醉於愉快生活的人會對逼近的改變茫然不見。

4)教義
教義不是讓人去理解的:「只有對我們不理解的東西,我們才會有百分百的信仰。」(帕斯卡《思想錄》)狂熱者會把信奉的教義視為解決世界一切難題的鑰匙,期望"to solve mor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in a technological way"(某牛津派英哲之言)。

5)狂熱

「你無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說服一個狂熱者拋棄他的大業。他害怕妥協,因此你不可能讓他相信他信奉的主義並不可靠。」

忠實信徒對感情依附的需要,往往會把他信奉的教義提昇至神聖偉業。他們會覺得,寬容是一種軟弱、輕浮和愚昧的象徵;唯有跟自我妥協得到的人能夠對世界保持冷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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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著,他列舉了凝聚群眾團結的方法:

1)仇恨
「群眾運動不需要相信有上帝,卻不能不相信有魔鬼。」共同的仇恨對象,足以讓敵人之間也產生親切感(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!)尤其當仇恨並沒有明顯站得住腳的理據,渴望盟友的心理會更形迫切——因為恨意其實是人們掩蓋自己的貧乏、無價值、罪惡感和其他缺點的表現方式。仇恨源於自卑:相比我們對別人有合理的不滿,別人對我們有合理的不滿,更容易誘發出對別人的憎惡。否定自我的人,傾向覺得自己有權利對他人冷酷無情。

2)模仿
霍弗指出,匆忙的現代生活更易製造同一性,因為繁忙的個體缺乏獨自解決問題的時間和能力,期待從群眾身上得到快捷的答案。另外,群體身分的優越感、厭惡自身的現狀亦可促進民眾的模仿。

3)說服與強制手段
宣傳家只能使群眾信仰他們已知的事情;它的真正作用,是把聽眾心中既有的意見和情緒不斷催化升溫。群眾運動的宣傳效果,主要是針對說服自己人多於說服他者的。(又一個對同溫層現象的啟示。)
他舉出不少史例,以說明愈是受質疑的教條,把信仰加諸別人的狂熱就愈強烈。譬如共產主義在俄羅斯開始沒落,她對非共產世界的攻擊就愈加大膽;奴隸制度受到衝擊時,美國南部的奴隸主反而越來越熱衷地傳播自己那套生活方式。

4)領袖
與傳統理論不同,作者認為在自由社會裡,領袖的角色不是領導人民,而是追隨人民。等待群眾醞釀出足夠情緒時,領袖才能扮演其角色。狂熱分子渴望跟隨並順服領袖,是因為他們相信可以被帶離他們排斥的自我;最終會被領到怎樣的「應許之地」,反而是次要。

5)行動
「思想人(men of thought)彼此很難共事,但行動人(men of action)之間卻很容易發展出同志情誼。」

6)猜疑
由於知道自己被持續監視,每個成員都會熱烈遵守思想及行為守則。相互猜疑帶來的恐懼和羞恥感,可以避免任何人從群體中逃逸。這是極權統治的兩把利刃:一方面給你集體狂歡的快感,同時以群眾批鬥的壓力迫使你順從。

書單:《狂熱分子》(二/四)

第二部、潛在的皈依者

霍弗開宗明義:一個群體的性格和命運,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員決定。因此,要了解群眾運動的走勢,也需要從當中的關鍵成員——也就是狂熱分子——入手。他列舉了十一種群組,這些人都對社會心懷不平,其足跡亦遍佈各場大型歷史革命:

窮人、畸零人、被遺棄者、少數民族、青春期的少年、有野心的人、被某些惡德或偏執挾制的人、身或心方面的無能者、極度自私者、對生活厭煩的人、罪犯。

其中的論證略嫌粗疏,在此也不贅了;不過值得關注的是,作者提出狂熱運動如何吸引並煽動這些社群的心理因素。

領袖首先要明白,參加群眾運動的人追求的不是自由。軟弱者參與團體,是為了逃避個人責任,為了得到「免於自由的自由」。吸引與維繫追隨者的,不是主義或承諾,而是能否提供人們一個避難所,讓他們逃離焦慮、空虛和無意義的生活,融化到一個緊密無間的集體中。

在一個極權社會中,革命會爆發,一般都不是因為人們對壓迫和困苦的怒火趨於沸騰,而是由極權架構鬆動所導致。當身處極權社會的人民揭竿起義,反對的不是它的邪惡,而是它的無能。他引用 H. G. Wells 在《The Outline of History》裡的說法,指在宗教改革的時代,之所以能發起教會內外的反教會活動,在於人民希望得到更充分更多樣的宗教控制,而非從中獲得釋放。霍弗認為,中國社會較不容易出現群眾運動,大概是因為其牢固的家庭觀念(這點卻有待商榷)。

再觀乎德國的例子:於 WWI 戰敗後,德皇專制解散成為威瑪共和國,其鬆懈的民主主政體卻讓習慣聽從權威的德國人民無所適從。按照 Theodore Abel 於《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》一文的講法,他們震驚於「他們必須參與政府,選擇一個政黨和對政治事務作出判斷」。因此舉國上下都期待著一個比德皇更加勇悍果斷、雄壯威武的強人領袖。

那麼怎樣的時機才算成熟呢?與一般見識不同,他認為不滿情緒最高漲的一刻,並非形勢惡劣得令人絕望之時,而是生活條件有點改善,以致理想快能實現的剎那。宣傳一個近在咫尺的希望,能夠煽動人們追求奢侈品般勇猛的激情。是的,驅動我們追求必需品的是恐懼,追求奢侈品卻能讓人心生壯烈豪邁之情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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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單:《狂熱分子》(一/四)

《狂熱分子》(The True Believer: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)是「碼頭工人哲學家」霍弗(Eric Hoffer,1898-1983)的代表作,於半世紀前風靡各國,引用歷史上多次跨越種族、宗教、意識形態的群眾運動,尖銳地剖析普遍出現的狂熱主義(fanaticism)的心理基礎。

(由於全書篇幅詳盡,為免過份簡化乃至曲解作者原意,本文將順應原著的章節次序,寫成三篇短文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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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、群眾運動的吸引力

霍弗於此部分,先為群眾運動的狂熱性質定調。為何每場運動都能夠吸引到一班忠實信徒呢?

核心原因是:渴望改變

人類有一種傾向,到自身以外尋找解釋自身命運的理由。因此,在現世中鬱鬱寡歡的失意者,會將自己的落泊解釋為社會制度的錯失。群眾運動正把握到這種心理;很多參加革命運動的人,都憧憬革命可以即時地、大幅地改變他們的生活處境。

「一個群眾運動會吸引到一群追隨者,不在於它可以滿足人們追求自我完善的渴望,而在於可以滿足他們自我否定的熱望。」

對失意者來說,群眾運動是一種讓他逃避「自我」、逃避「現實」的替代品。由於自己的事沒什麼值得管,他們便轉去管別人家的事;在外人眼中,甚至在他們自己眼中,這反而是無私的情操。霍弗如此描述狂熱分子:「無私者的虛榮心是無邊無際的。」似乎譏諷的成分頗濃!

不難理解,成功與失敗會左右我們對周遭世界的看法。除了世俗標準下的徹底失敗者,有更多表面上擁護建制的人,卻是敢怒不敢言。「我們通過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對抗不安全感,藉此為自己製造了一種幻象:不可預測性已經被我們馴服。」換言之,人們追求的不是制度的合法性,而是其賦予民眾的控制感、權力感。這些對現狀稍有不滿,卻又礙於無力感選擇犬儒過活的夾心階層,只要給予他們足夠的權力感,便可以將不滿發酵至強烈的怨憤。

然而運動最重要的吸引力,取決於對未來的信仰。「失業者寧願追隨販賣希望的人,而不願追隨施予救濟的人。」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,很多狂熱者都有赴湯蹈火的決心。這股願意為某種東西獻身的精神,可以說服眾人自己過的生活是有價值的。

書單:《烏合之眾:大眾心理研究》

《烏合之眾:大眾心理研究》(The Crowd: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)被譽為研究群眾心理的一大經典。勒龐(Gustave Le Bon,1841-1931)於此書的中心命題是:群眾是一個獨立的實體。它具備自己的心理、思維、道德,而這些特質是跨越種族及文化的。無論個人的教育程度或背景如何,一旦走進群眾,思想行為也會出現群眾的特徵,失去原來的獨立性。書中援引法國大革命的例子,直率的語言具有穿透力,雖然寫於接近一個世紀前,當中不少觀察卻仍然啟發讀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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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龐觀察到,群眾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,而且每每是導致政權與文明解體的最後一環。是什麼鼓吹了易變的大眾輿論?就此現象,他提出了三個原因:

  1. 傳統價值崩潰:跟尼采提出的現代危機一脈相承,勒龐認為普遍信仰的衰落,為一大堆無歷史無將來的偶然意見提供了場所。「古老的社會柱石一根又一根傾倒之時,群體的勢力便成為唯一無可匹敵的力量。」現代人再不能依賴傳統的道德觀,社會於是不存在任何引導意見的力量。
  2. 群眾勢力增長:經過法國大革命、工業革命,封建階級的權力被分配至人民,成就了另一股意見勢力。
  3. 資訊傳播發展:傳媒業的高速發展,讓訊息流通更快更廣。伴隨而來的結果是,一種意見還來不及被足夠多的人接受,便已壽終正寢;這也是我們說「跟車太貼」、「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」的土壤。

勒龐認為群體總是受著「無意識因素的支配」,令個人感情出現變化。他進而解釋箇中原因:人數的數量使人敢於發洩出自本能的慾望;人群中的感情容易相互傳染;大眾身處一種催眠狀態,容易接受暗示。書中風趣地寫道,「群體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」。以下節錄了作者列舉有關群眾的特點:

  1. 行事衝動而輕信。群體是用形象來思考的,而形象本身又會立刻引起與它毫無邏輯關係的一系列形象。在暗示和相互傳染的推動下,一個人編造的奇蹟,立刻會被所有人當成現實般接受。這也呼應著近年來經常說的「回音壁效應」:我們以為自己聽到四面八方都在這樣說,最終自己會確信事實就是如此。
  2. 情緒誇張而單純。群眾裡不允許懷疑和不確定的心理,於是感情上總是變得極端。同時,狂暴的感情會因集體負責的保護而強化。民眾的想像力是政客的權力基礎,要打動這股跨大自身感情的勢力,演說家必須「出言不遜,信誓旦旦,誇大其辭,言之鑿鑿,不斷重複」。
  3. 觀念偏執而保守。對於各種想法和信念,群眾要麼全盤接受,要麼一概拒絕,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。勒龐精妙地比喻:「群體喜歡的英雄,永遠像個凱撒;他們隨時會反抗軟弱可欺者,對強權低聲下氣」。維持著羅馬帝國的並非武力,而是它所激發出的一種虔誠的讚美之情、一種類似宗教的情感——對想像中某個高高在上者的崇拜,對生命賴以存在的某種力量的畏懼,盲目服從它的命令,把立場相異的他者視為仇敵。所以,一時的革命本能不妨礙她們的極端保守;只要對群眾撒手不管,他們很快就會對混亂感到厭倦,本能地變成奴才。
  4. 思維簡單而非理性。群體接受的判斷,往往是強加給他們的判斷,而不是經過討論後得到採納的。因為大多數人除了自己的行業之外,對任何問題都沒有清楚的想法。領袖的作用,就是向他們提供現成的套話,使它們不必再為說理操心。要讓群眾接受一套觀念,只需要表面上的連續性或相似性;要將觀念轉化為有效的影響,唯有讓它進入無意識的領域,變成一種情感。

將任何書籍視為金科玉律般觀看,固然是另一種偏見和盲從。勒龐的貢獻在於其嶄新的想法,所以儘管他沒有提出超越經驗主義(empirical)的論據,以當年的時代來說,這份前衛的直覺已經透視了將精神分析應用到社會學的可能性。然而勒龐最具洞察力的,是他對大眾時代的寓言:

對一切秩序都存在極端歧異的信念,並且使群眾對不明確觸及自己直接利益的事情,越來越不關心……如果有一種意見贏得了足夠名望,是自己得到普遍接受,那麼它很快便會擁有強大的專制權力,使一切事情屈服於它,自由討論的時代便會長久消失。

原來一世紀前已經有人預示到民粹與「後真相政治」對民主精神的威脅。我們除了佩服之外,還能做點什麼嗎?

 

群眾本質上就是一場Orgy

《身分》(”Identity”)是昆德拉的晚年之作,個人認為寫得不夠好,對情節和結構的處理較粗糙。昆德拉的小說裡,其中一個中心命題是「公共/私人」之爭:甚麼是公眾事務,甚麼是私人空間,兩者應該如何分界。在他親身經歷的共產政權日子,他必然感受到政治干預個人的種種制肘,而除了公權力的體制暴政,他更加洞察到個體自由在現代社會是如此不堪一擊。對於活於「獨裁2.0」時代的我輩來說,昆德拉的寓言跟1984、勇敢新世界等異托邦小說同樣警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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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一開始,Jean-Marc得悉舊朋友F.快將辭世,女友Chantal勸服下啟程前往探望。他倆曾經在同一所公司共事,然而當Jean-Marc遭人背後清算,在席的F.沒有為他辯護,Jean-Marc被解僱後一直惱恨舊友,恨他出賣自己。

Jean-Marc回憶故事《三劍俠》裡四位朋友雖然信奉的價值不同,卻會暗地裡幫助對方,因為友情比追尋甚麼真理更為重要。不過,真的能夠要求F.懷著同樣的心腸為他發聲嗎?保持沈默、不參與在集體批鬥,可能已經是F.彰顯友誼的唯一辦法。到最後,Jean-Marc選擇不原諒他,為對方的死訊不感哀傷,其「Mersault式」(卡繆《異鄉人》)的冷漠甚至嚇倒女友。政治剝奪人與人之間的信任,我們絕對不覺得新鮮。卻沒有人想到,切割這些建立於共同過去的關係時,我們同時在切割自己生命的過去。值得一問的是:現代人何以變得如此無動於衷?

Chantal與Jean-Marc去吃飯,在哄鬧的酒酣耳熱間,旁邊一對夫婦突兀地默不作聲。Jean-Marc開始訴說自己的一位阿姨,每次回鄉探親她總會說個滔滔不絕,把她一整天的每件雜事有如要是地匯報。兩情若是久長時,朝暮相見又有甚麼好談?就是這些談論日常瑣碎的親密時分,「公共/私人」的界線變得最模糊。

在後馬克思的世界,每個人都不能夠全然享受自己的工作,因而個體對生命的意義越來越質疑。Jean-Marc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人:曾經在他面前有幾條道路,工程、設計、醫學、因為覺得不適合的緣故,他都一一放棄了。站在醫學院的樓梯底,他卻赫然發現,眼前的火車都已經離站了,他被遺留在社會的邊緣不知去向。在這樣的狀態下,他把愛人Chantal視為自己與世界唯一的連結。而Chantal也曾經與世界有過類似的連結:她跟前夫生了一個孩子,卻在5歲時離開世界。小孩是母親與社會的聯繫,出於關心小孩的將來,人才會關心社會的發展;因為愛,人才會渴望善美。

與此同時,作者在書中安排了另一種看待「個人/社會」的態度。那是對生命本身的歌頌。Chantal的前嫂子忽然造訪兩人,還帶來數個頑皮的孩子,把Chantal抽屜內的乳罩和秘密信件翻遍全屋。Chantal不客氣地趕走這群不速之客,嫂子卻責怪她對小孩子斤斤計較。她前夫的家庭有一門家規,就是彼此不能有任何秘密,所以嫂子行房時總刻意讓全家人都聽到她的浪叫。人也有七情六慾,一家人何須收收埋埋?這象徵著昆德拉所說、一種「歌頌生命的宗教」:因為愛生命,所以人必須愛小孩,繼而必須繁衍下代。不生育的人,其實就是叛教徒!嫂子跟Jean-Marc說,Chantal當時也很享受如此的家庭生活。

這道消息讓兩人都很不自在。Jean-Marc突然覺得,Chantal原來擁有另一面:上班時她是一個圓滑的人,認識他之前是一個擁抱生命的盲信徒。他還憑甚麼相信,眼前這個是真實的Chantal,而非其複製品?哪個才是她真正的身分?另一方面,Chantal不滿嫂子用她的往事來衡量她的現實,自從兒子5歲早逝,她覺得對世界、對生命的宗教責任得到解脫,所以她決定不再要孩子。人應該擁有對自身過去的控制權,可是嫂子的來訪打亂了她的隱私,企圖藉家庭、生命之名(昆德拉借小孩子之手,在丈夫面前揭露她的秘密情信!)侵犯她的自由。尼采發瘋及死後,其思想如何被納粹肆意詮釋,剛好說明了政治意識形態之可怖。

因為四句刺中要害的說話,兩人先後離家出走,還未計畫好目的地,只知道必須要離開對方。機緣巧合下,Chantal乘火車從巴黎到了倫敦,出席了一場群交。此後的情節越來越魔幻,到最後似乎收不到筆,所以出現了「周公夢蝶」般的便宜結局,有點反諷的玩笑意味。不過這段魔幻的經歷才是比喻的核心:「性愛」是昆德拉幾乎每部小說都出現的意象。「性愛」有異於「性交」,包含著調戲、挑逗等思想遊戲,是由大腦而非下體主導的行為。「性交」是原始的生理機制,讓物種得以繁殖下代,變相是一種對崇拜生命的圖騰主義,實質將自己對人類社會的美好幻想投射到子宮裡的有機物。昆德拉不憎恨小孩,相比企圖毀滅世界的虛無精神,他更似想帶出「Eroticism」作為人類最高價值的比喻——源於知性的玩樂、由愛而生的關係、尊重個體隱私和自由的價值系統。

所以可以如此理解書中的比喻:群眾本質上就是一場Orgy。你已經一絲不掛,他們卻還要剝去你的身分。群交純粹是性慾的展現,無須任何知性的參與,甚至無人會理會你我的名字,任由這具軀體天生內設的程式主宰行為,回復到最原始、胚胎式的狀態。而你根本無法逃離:你嘗試拔足逃跑,其他人便開始追逐,甚至把你的恐懼當成淫褻的引誘,勢要把你按倒在地,狠狠地在你體內注射肉體的高潮。門已經鎖上,狂歡派對已經開始,唯一的出口便是跳出窗戶,可是就算萬幸摔不死,你卻已經只剩下光禿禿的赤體,沒有衣裝、沒有identity。

“While everyone may covet the erotic life, everyone also hates it, as the source of their troubles, their frustrations, their yearnings, their complexes, their sufferings.” 追尋生命的意義,也是一次非常erotic、叫人既愛又恨的過程。當目睹我們這群被逐出伊甸園、失去童稚的人群,受著體內獸性本能支配而交合,並自稱擁有天使般純潔的裸體,我彷彿看見昆德拉坐在書桌前,幻想著(他認為不存在的)上帝的嘲笑聲。

無謂的盛宴 (舍堂系列三)

  1. 學生活動室內的氣氛從未如此高漲。立秋的晚上,圍觀的同學站著囁嚅,睨視台上磨拳擦掌的辯論員,一場好戲即將上演。歡迎大家來到「新舊翼辯論賽」,由舍堂新翼和舊翼兩棟建築物的樓層組隊對決,為了是次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,雙方都準備得不眠不休。剛超時下班的前辯論隊隊長,拖著疲憊的身軀趕至評判席,若非下莊請求他提供較專業的評語,這種時候早應該回家休息。比賽如箭在弦一觸即發,主辯戰戰兢兢地步向麥克風,評判抬頭送上鼓勵的眼神,主席背後的壁報板貼著辯題:「最動人時光 未必地老天荒」。
  2. 每一位新生,都曾經對舍堂生活充滿希冀。迎新營的時候,他們學習關於舍堂的歷史和文化,迅速培養對新身分的歸屬感。學長嚴肅指正他們的性格缺陷,又樂於傳授求學和逐夢的經驗,他們彷彿被帶領到成長的另一層次。莘莘學子的積極期待,卻換來一道零爭論空間的題目。辯員絞盡腦汁地預備,評判心力交瘁地抄寫,大家都努力從空廢的言說中確立意義。學長事前已經提示他們,要在講稿裡多安插舍堂裡的緋聞,觀眾期望聽到各樣挖苦,而且越挑戰底線越好。主辯稿說到尾聲,一個他們原先擔心太侮辱的刻薄例子,竟換來全場起哄的笑聲!
  3. 叔本華說:世界是意志的表象。那是指,外在的客觀世界,不過是主體意志的延伸。同樣地,一群人嘻嘻哈哈的笑聲,其實在表達觀眾的一股意志,一份「good mood」。無意義的辯論容不下認真的發言,因為那是破壞觀眾的「good mood」。學長以權威下達了看似荒謬的要求,新生分不清他是否在說笑,於是荒謬地照辦了。辯員說了個自己都覺得低俗的笑話,可是眼見台下觀眾都發笑,於是自己也跟著笑了。權力者的意志,定義了什麼是幽默、什麼是意義。
  4. 各人按稿朗讀台辭,逗得全場哄動;但心坎的某個角落,彷彿長了對離遠觀望自己的眼睛,鏡頭中只見虛幻的影像。新生們終於醒覺:「新舊翼辯論賽」原來是一場娛樂表演,而非辯論內容或技巧的較量。真正要討好的評審,是期待食花生的觀眾。可是換個看法,既然不用認真計較分數,也就免卻了勝負的包袱。在團體中擔任一個沒有意志的演員,用最浮誇的辭藻換取最熱鬧的掌聲,其實會過得更簡單、更快樂。
  5. 放棄抄錄論點的評判,有點後悔自己答應了出席這次筵席。他完全聽不懂大學生們的流言蜚語;也許自己不再青春了,也許舍堂始終是屬於年輕人的小圈子。他多麼想告誡學弟學妹:團體裡最吃人的不是制度,而是鳩噏、媚俗、圍爐享樂、互相嘲弄的笑聲!可是,當年的自己不也笑得如此開懷嗎?他是否已經成為那些凡事抱怨的「老屎忽」,立於高地對後輩說三道四?更何況,就算他堅持說實話,熱血沸騰的學生又豈會聽?輪到他點評了,他戰戰兢兢地握住麥克風,祝願他們的大學生涯過得動人,青春的時光理應要快樂。「新舊翼辯論賽」就是舍堂,過程比結果重要,用心感受才有所得著。他邊說邊狠狠瞪著主辯,然後在全場每個位置都是滿分的評分紙上,扣掉她的發言分數。